新中国70年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性成就与经验 2019-07-12 00:14

  新中国70年的工业化进程,集曲折的过程和辉煌的成就于一身,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从哲学层面看,新中国成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经验在于遵循了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基本原理,具体来讲,就是遵循了一个大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共性规律,同时又尊重了自己的独特国情,找到了适合自身的工业化道路,最终探索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基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充分考虑到必须坚持中国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充分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低、后发赶超的农业国的经济背景,充分考虑到大量的农业人口、典型“二元结构”的社会环境,充分考虑到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奠定的一定的工业基础,遵循了工业化产业演进发展的规律,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构建了符合市场化规律的经济激励机制,适应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协同的发展逻辑。新中国工业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将工业化的共性规律与中国的个性化国情进行了有效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推进工业化进程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角度看,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环境因素——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社会文化环境;条件因素——工业化进程中人口、资金、技术、自然资源等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动力因素——驱动工业化进程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过程因素——与工业化推进过程相作用的各类社会经济技术发展过程。对照上述内容,新中国70年工业化进程可以归结出以下宝贵经验。

  “稳中求进”持续深化工业化进程。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化是必由之路。工业化进程一旦开始,就要保证这个过程不会由于战争、危机或社会动荡等各种不稳定因素而中断,实现工业化才有可能。历史上因危机或战乱而中断工业化进程、从而中断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并不鲜见,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工业化史已经200多年,但线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党的领导下,我们开启了工业化进程,“文化大”曾使得工业化进程一度受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采用了“渐进式”改革,以“稳中求进”为经济改革发展工作的总基调,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在保证经济运行稳定性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实现了产业持续成长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规则正面临挑战,中国也已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需要继续推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为持续深化工业化进程创造稳定的环境,确保最终实现工业化。

  “因地制宜”优化工业化要素配置。新中国工业化的起始条件并不优越,虽然国土面积较大,但农业人口众多,人均收入低,人均占有资源少,“人口多、底子薄”是基本国情。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但也快速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把大量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工业化提供了近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这样的工业化进程使得大量农村人口的作用得到了充分有效地发挥,工业化初期的限制条件转化为工业化进程的驱动条件。从资金需求看,中国人喜欢储蓄的习惯对工业化进程形成了良好的资金支撑,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后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发展出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民营资本和外商投资日益增加,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资金保证。

  另外,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文化习惯等差异性较大。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非常重视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探索科学的区域工业化模式,有效利用各地的资源条件发展地方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创造出许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先后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模式,例如“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这些模式在启动条件、发动主体、资本形成方面都是不同的,但都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对全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在各地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业园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业园区是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能够通过政策引导聚集生产要素、提高集约水平、突出产业特色、优化产业布局。

  通过“改革开放”创新工业化发展动力。从发动因素划分,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私人发动的工业化、政府发动的工业化、由政府与个人共同发动的工业化,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工业化大体归为私人发动型,德国、日本的工业化大体归为政府与个人共同发动型,苏联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新中国的工业化可以归为政府发动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推进了市场化改革,新中国工业化从单纯政府发动转向政府和私人共同驱动。

  一方面,中国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经过多年理论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培育了大量市场主体,充分调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些都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多元、全面、协调的动力机制。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方面,就是尊重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有效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效率的不断提升和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成功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基于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把握住了产业升级的方向,不断提出合理的产业政策,实现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有效协调,并对产业政策的内容、实施方式进行动态调整,有效地促进了技术进步、提升了产业效率和产业结构。

  另一方面,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进而推进了工业化进程。从设立特区到开放沿海14个城市,再到加入WTO,中国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也逐渐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提升了自己的创新能力。当今世界,由于产品模块化程度的提升和生产过程可分性增强,以及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等“空间压缩”技术带来的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导致基于价值链不同工序、环节的产品内分工获得极大发展,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一种主导的国际分工形式。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必须对外开放并融入全球价值链。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极大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中国加速了自身的市场化进程,培育了工业化全面发展的动力,同时顺应了全球化分工合作共赢的趋势,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面平衡社会经济发展以协调推进工业化进程。工业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即使做到了上述环境因素稳定、条件因素有效利用、创新驱动因素充足等要求,这个过程还会出现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工业化也不能最终实现。这些问题既包括经济增长中产业之间、区域之间、要素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也包括经济增长与社会、民生、生态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协调,动态控制工业化的过程、科学调整工业化战略重心、保证工业化进程的平衡协调推进,是新中国70年工业化进程的一条关键经验。例如,在工业化进度方面,中国各个区域发展并不平衡,长期以来形成了东中西梯度发展的格局,为此,中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保证有效实施,近年来持续推进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习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要求,“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就是在综合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协调工业化过程的重大战略。一方面,新型工业化本身就是综合考虑资源环境约束、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与人力资源协调的可持续工业化战略;另一方面,“四化同步”又对中国工业化过程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的协调发展提出了要求。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过程。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成长动力,而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了要素集聚和广阔的需求市场。从发展经济学看,工业化的实质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进而推动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结构转变的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逐步从农村向城镇集聚,城镇规模逐步扩张,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进程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工业化进程。当今世界正处在以信息技术突破性发展驱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已成为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并持续改变着城市化的内涵。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发展,也带动了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效率的提升又会进一步促进农业人口向城镇集聚。因此,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四化同步”,是新时代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

  (作者:黄群慧,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